我和“工农兵学员”

蝶梦无边

我和“工农兵学员”

没有想到启五一篇不足千字关于邮票关于知青怎样划拨的文章，引发“工农兵学员”的话题，海博现在就有四篇这类文章。读后，回忆“文革”招收“工农兵学员”情景，不由地啼笑皆非了。

翻开毛泽东“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最高指示”，对照自己，我觉得当年的我是“贫下中知”（改革开放前素有“贫下中农”之称，“贫下中知”是知青杜撰的词）中的“优秀青年”。譬如说，经济上，我比“贫下中农”更贫，“上无寸土，下无片瓦”；思想上，比“贫下中农”更听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要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没任何反抗，去了。入了党的贫下中农违反政策，偷种自由地，我没偷；在劳动上，我更胜众多“贫下中农”一筹。他们不敢上悬崖炸石，我敢；他们不敢宰病牛，我抡起棒槌就砸牛脑命穴。知识上，他们更不能和我比，我是村里公社里的读报员和公社最高学府的教师，嘿，民办的教师啦，教语文的。

现在如果那级招生办，说我当年在农村不是“优秀青年”，我就和他急。可是当年我敢和毛泽东急吗？应该知道，那时一个村官，要知青的身子和小命是易如反掌的。虽然当我行贿党支部书记三斤猪油二斤花生一斤巴浪鱼时，他也说我是“优秀青年”，并信誓旦旦地说要推荐我上大学。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美死我了。我这个“优秀青年”直接进入大学学习，学个两年到三年，就可以管理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了。此等好事，我等着。

支部书记果真没食言，把我荐了，名单到公社时就刷下了。理由是：今年招生没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支书说，他是县里“五好社员”啊！公社副书记说，他很优秀，但是家庭成份不优秀。再一年，我又行贿公社副书记五斤猪油三斤花生三斤巴浪鱼时，他说我是“优秀青年”，也信誓旦旦地说要推荐我上大学。名字报上县里，副县长说今年招生“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全县只有一个”，这个名额安排给xx公社了。第三年，我不敢上副县长的家的原因一是母亲病重，家里没钱送礼了；二是知青有意见，说反正你的家庭出身黑得象柏油路，别占名额了。

别了，我的“工农兵学员”的夙愿，我的“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美梦。

世上好心人是有的，可惜好心也会变坏事。有一个知青的家长原是闽中游击队的小头目，那年他来村里，知道我的情况，想帮我一把。他专程去了龙岩，找当年他的领导、时任龙岩“革委会”副主任。这位副主任一听到我的名字，勃然大怒，拍了案桌，义愤填膺地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将军最小的儿子，没有资格上大学！我们党让他当知青当农民已经是落实“给予出路”的最大限度了。这一席话，极毒，这“革委会”副主任不但把话说绝了，而且一级级地做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对我严加控制。

我是“耶稣钉在十字架－－注（主）死”了。

为这“工农兵学员”的事儿，我想死了几回。没死，便坦然。打这之后，在“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知”中，关于上大学的问题没有任何人把我当成他们的竞争对手。说来也好玩，那几年，许多工农兵中的“优秀青年”纷纷找我为他们炮制《推荐表》中“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知”的意见，为他们写作文。有时在一天里可以制造出20余篇关于《我的理想》、《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阴谋》、《我为什么要上大学》、《向反潮流战士张铁生学习》、《我和黄帅同志的距离》、《永远沿着“七二一”道路前进》等等。一篇作文递过去，大米、糯米、粽子、猪肉等等送过来。

后来，这些“贫下中农”和“贫下中知”中的“优秀青年”上了北大、清华、复旦、上海医学院、厦大、师大。每一次为他们送行时，我就在心里笑骂他们“不学有术”，望着他们，我啐了不少口水。

要他人做嫁衣的“工农兵学员”成才很少。不过，这也难怪他们，怪胎之下，有龙种凤种乎？如果要怪，就怪他们至今把葡萄胎，当成紫里透红、亮晶晶的葡萄。

有人戳我吃不到葡萄说是酸的。嘿，我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