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过化”之功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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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海镇在南宋建炎后由闽南一个滨海小墟市跃升为泉南之首郡，除了宋室南渡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安海港依托泉州港得以迅速繁荣发展以及安平桥和东洋桥（主要是安平桥）的修筑，安海的陆路交通得以极大改善之外，朱松监镇时，“进民之秀者，教以义理之学”及后来朱熹“屡过此，见其老幼义理详悉，遂与论说”，即所谓的“二朱过化”，朱氏父子适当其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安海人不因循守旧，敢于冒险、富于开拓的创业意识与朱熹矢志格物穷理，大胆疑经破注、出入佛老、援佛入儒的学术精神互相结合、互相作用，从而促使安海由“竞利相戕”的“狷商”之地，转变为泉南科甲联芳、人文丕盛、翰苑扬名、英才辈出的“人物之薮”。



        安海又称安平，隶属泉州晋江市，是闽南滨海著名文化古镇。安海古称弯海，据称是因安姓人居此后而改名的。据《安平志》[1]称：“（安海）宋为安海市，东曰旧市，西曰新市。客舟自海到者，州遣吏榷税于此，号石井津。建炎四年创石井镇，以迪功郎任之。”（卷之二《地理志•安平城》）[1]由此可知，宋时安海亦名为石井。当时安海居民万户，晋江所治之乡惟其最巨。由于阻山襟海，境内多咸卤之区，土田稀少，故而其“民不习耕种，惟业儒商”（卷之四《物类志》）[1]，多利用其海上优势“贸夷为生”（卷之一《安平源流考•安平镇》）[1]，即飘洋过海，开展海上贸易，以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经济区域。长期以来，安海港与泉州港互为犄角，“通天下商船，贾胡与居民互市”（卷之二《地理志•安平城》）[1]，海上贸易活动十分的频繁，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大小港口，还远涉东亚高丽、日本及南亚吕宋、安南、占城、暹罗、印尼、马来亚、锡兰等国，孕育了众多擅长贸易的安平商人，社会经济异常繁荣。在此基础上，安海的文化事业也随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创石井镇，委任朱松任监镇官及朱熹后来多次来安海讲学，即所谓的“二朱过化”（卷之五《学校•官学高家告复申文》）[1]之后，安海出现了文风丕盛、科甲联芳的新气象。翰苑扬名、英才辈出，安海也因此而成为泉南之首郡。八百多年来，后人追述“二朱过化”之功，赞誉之盛无以复加。基于此，本文亦拟对“二朱过化”之功作一些简述，以期益增斯美。



一



        建炎四年（1130），安海“因新旧市竞利相戕，州请于朝，乞差官监临，始于市创石井镇，以迪功郎任良臣监镇兼烟火，市民黄护捐地建一廨”（卷之二《封域志•镇市》）[1]，但其下校注又云：“朱松于建炎四年为首任镇监，任良臣于嘉定间任之。”（同上）且不论谁是石井首任镇监，南宋建炎四年或绍兴初，“抱负经济而耻于自售”（卷之七《人物志•宦绩》）[1]的朱松，在抚谕东南的胡世将的保举下，来到了闽海之滨石井镇，其自入闽以来颠沛流离的生活暂且告一段落。当时他的一位朋友还写了一首诗相送：

送朱乔年袝举荐监石井镇

石井镇初腾一鹗，管城子健干千钧。

已然自足雄吾党，其进祇应轶古人。

衣被卉裳殊俗惯，年捐犊佩狷商驯。

万钟他日扶危平，五斗怡怡为奉新。

（卷之九《诗文集》）[1]

此时，尚在母亲襁褓中的朱熹也来到了安海，从朱松所作之诗中可以看到朱熹这段幼童时代生活的一些印记：

中秋赏月

今年中秋月，并海窥涛澜。

坐看郁蓝天，忽涌白玉盘。

……

亦复取樽酒，承颜有余欢。

天涯等牢落，世路方艰难。

且遵秉烛语，毋为泣河汉。

停杯玩飞辙，河汉静不湍。

痴儿亦不眠，苦觅蛙兔看。

（《韦斋集》卷三）[2]



        朱松来到安海后，为了实现友人对他的期望，即改变安海“竞利相戕”的景况，使“狷商驯”，从而施展他的抱负，于是，他以黄护所建的鳌头精舍作为他的讲学之所，“乃公事外，进民之秀者，教以义理之学”（卷之五《学校志•重建石井书院记》明•傅凯）[1]。二十年后，朱熹任同安主簿，常来安海寻访旧踪及其父遗迹，史称：“后文公来簿同安。屡过此，见其老幼义理详悉，遂与论说，士因益勤于学。”（同上）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因为朱松于鳌头精舍“进民之秀者，教以义理之学”，一个“竞利相戕”的“狷商”之地，转而出现了“老幼义理详悉”的可喜气象，于此可见韦斋教化之功甚巨。后又经朱熹多番“论说，士因益勤于学”。据《安平志》卷之九《选举志》统计，由朱松监镇之时上溯至安海有资料可查的北宋雍熙140余年间，进士仅16名，而建炎以后至南宋亡的140余年间，进士就有46名之多。至于岁贡、乡举则如过江之鲫，四方称盛。元明之后，其人文之盛更是甲于泉郡。可见安海经“二朱过化”之后，科第远盛于前，簪缨鹊起、科甲联芳。为此，安海人自豪地说：“地灵人杰，贤才辈出，后之接踵而起者，凤羽威仪，龙鳞栗翰。红杏留香，尽是探花之使；樱桃开宴，皆为夺锦之英，不诚泉南一人物之薮也哉！”（卷之一《安平源流考》清•柯琮璜）[1]之后“二朱过化”由安海而辐射至泉郡各地，影响至为深远，以至后人称赞：“海甸仁风欣被远，温陵理学赖开先。”（卷之九《增订安平十景诗•石井书院》篑山堂伍）[1]安海由此成为泉郡“理学”“开先”之地，可见朱氏父子之功甚伟！



二



        为何安海经“二朱过化”之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其实，这是因为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安海文化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朱氏父子又适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致。

南宋之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中原黄河流域及江淮一带，安海不过是闽南滨海一小渔村。建炎以后，宋室南渡，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南移，作为宋朝对外重要通商口岸之一的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船通异域”（卷之九《增订安平十景诗•咏州南造舟通夷》宋•谢履）[1]随着泉州港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作为附属港口的安海港的海外贸易也跟着迅速发展起来。一些番商为了逃税，也就多选择从安海登岸。于是，原先作为小墟市的安海生齿日繁，交易市场也逐渐扩大，如所谓的“新市”就是后来新出现的交易市场，由此，安海也就由“草市”升格为“镇”。建炎四年朝廷在安海置石井镇，委派迪功郎任监镇官，专门负责该镇的课税，显然是商业经济逐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安海经济繁荣的另一个推动力是连接晋江与南安的安平桥和位于安海东南的东洋桥的修筑，它极大地改善了安海的陆上交通。安海处于晋江与南安的交界处，与南安水头镇隔海（溪）相望。据《安平志》卷之三《水利志》载：“《清源旧志》曰：‘……石井镇安海渡，界晋江南安，一溪相望六七里。往来先以舟渡。’”（卷之三《水利志•桥渡》）[1]而“方舟而济者日千万计。飓风潮波，无时不至，船交水中，进退不可，失势下颠，漂垫相系，自古已然，大为民患”（卷之三《水利志•石井镇安平桥记》宋•赵令衿）[1]。由此，安海虽为泉南各郡海上交通重镇，但因陆路交通受制约，所以始终未能充分得到发展。绍兴八年（1138），也就是在朱松监镇任满走后三、四年左右，一位名祖派的僧人开始筹建安平桥，“僧祖派始筑石桥，里人黄护与僧智渊各施钱万缗为之倡”（同上），谁料其功将半之时，祖派与黄护俱亡，以至该工程“越十四载未竟”（同上）。绍兴二十一年（1151），宋宗室赵令衿知泉州，他在了解了实际情况后，立即恢复了安平桥的修筑工程。赵令衿在其自撰的《石井镇安平桥记》中说：“爰有僧祖派始作新桥，今派死不克竟。余至郡之初，父老来谒曰：‘新桥之不成，盖有所待。今岁太和，闾里无事，而公实来，事与时协，且有前绪，不可中废。请相与终之。’……新兴化令黄逸为倡，率僧惠胜谨洁而力实，后先之。经始之日，人咸劝趋，即石于山，依材于麓，费缗钱二万有奇，而公私无扰。自绍兴之辛未十一月，越明年壬申十一月而毕，榜曰：‘安平桥。’其长八百十有一丈，其广一丈有六尺，疏为水道者三百六十有二，以栏楯为周防。”（同上）由于有了僧祖派与黄护等人的前期工作，因而赵令衿此番修筑安平桥仅有了一年时间即告竣工。桥成之日，“老壮会观，眩骇呼舞。车者徒者，戴者负者，往者来者，祈祈舒舒，无所濡壅”（同上）。据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57年12月调查，“桥现存长度2070米，面宽3—3.8米，设桥墩314座，全用花岗岩筑成。桥面直铺着4—7条石板，板的长短不一，长8—11米，宽0.5—0.8米，厚0.34—0.78米。桥板两端接头处又有横铺的石条”（卷之十《附录•安平桥》茅以升）[1]。安平桥的建成，在当时属于世界第一，故而人称“天下无桥长此桥”（同上）。安平桥建成的第二年，赵令衿又仅用半年时间于安海东南修建了一座“长八百六十五步，分二百四十二间，较安海桥（即安平桥）为三之二的东洋桥”（同上）。由于二桥（主要是安平桥）的修筑，大大地改善了安海的陆路交通，经济由此迅速繁荣起来，为安海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那么，繁荣发展的社会经济是否就是安海出现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呢？其实，另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安海人所具有的不因循守旧，敢于冒险、富于开拓的创业意识与朱熹出入佛老、援佛入儒，大胆疑经破注，矢志格物穷理的学术精神在许多方面互相结合、互相作用。在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四民中，商是处于最末等的，而富于开拓精神的安海人则能摆脱那种农本主义思想的束缚，充分利用地理环境优势，祖祖辈辈以商为业，“坐者列市肆，行者浮湖海”（卷之十《附录•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傅衣凌）[1]，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同上）



        “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同上）。“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柄之，此其俗之都也”（卷之七《商贾•史母沈孺人寿序》明•李光缙）[1]。

安海人素来喜欢飘洋过海，闯荡四方，“凌大海之波，泛条枝之窟，睹扶桑之下，识鱼龙之变化，而能掉三寸舌，通华夷之情，行忠信于蛮貊”（卷之七《商贾•寓西兄伯寿叙》明•李光缙）[1]。安海人多喜行贾，足迹遍及神州各地及海外东南亚各国，富有敢于冒险、敢于开拓的精神，不惧艰险，往来于万顷波涛之中，他们的这种精神后来就在郑芝龙与郑成功父子二人身上得到了高度的体现。数百年来，往来于东南亚各国的安海人数不胜数，他们有的落地生根，在异域披荆斩棘，开天辟地，英勇奋斗，拓展了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成了侨寓国的一员，抒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有的不忘故国，终回归故里，造福桑梓。



         我们综观朱熹一生，揭橥格物穷理之旨，出入佛老、援佛入儒，大胆疑经破注，综罗百代，深具兼容心态和开拓精神。他的学术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点：

1、出入佛老、援佛入儒。

当南宋之时，举国上下无论王公士庶佞佛礼佛成风。佛教自东汉明帝时由印度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许多激烈的冲突。佛教那种消极否弃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思想理论，导致了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儒家思想体系分崩离析，出现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又一次“礼崩乐坏”的局面。对此，如何重建儒家思想体系是摆在朱熹面前的又一重任。由于佛教思辨哲学较之儒家思想更为精致，同时，它在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思想进行融合过程中，已使其理论体系更为严密，且渐趋本土化，大有在中土扎根生长之势，这就为朱熹掊击佛老，接续圣人道统，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对此朱熹并没有采取极端主义者那种“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古文观止》卷之七《原道》唐•韩愈）[3]盲目排外的方法，而是出入佛老，游思空无，对其理论体系中的形上哲学致思方法加以改造与发挥，并融入儒家思想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体系。



        朱熹当时没有被来势凶猛的佛教思想浪潮所吞噬，成为释迦牟尼莲花座下虔诚的信徒，而是本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4]的使命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以天地为己心，毅然担当了对儒家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进行重构的重任。为了接续圣学道统，完成对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重新构造，他努力摆脱了“昭昭灵灵底禅”（《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5]的诱惑，皈依孔颜名教，并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主，开始了对佛教等异体文化进行掊击的漫长历程。但他并不是一味地盲目排外，而是对其富有逻辑辩证性的形上哲学思辨方法批判地进行吸取。佛教华严宗“月印万川”的禅理，即被朱熹引进以便完成其理学思想体系“理一分殊”的形上架构。

朱熹打破学术派别门户之见，出入佛老、游思空无、综罗百代、融合三教，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各种外来思想文化和传统思想文化，兼容并蓄，有批判地予以吸收。朱熹也正是由于他具有开阔的心胸，兼取儒、释、道之长，为我所用，特别是对佛老思想中有积极思想意义的理论学说、致思方法、逻辑思辨方式，如宇宙生成论和辩证法等，都无不有批判地予以吸取，表现出极大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因而也成就了他博大的理学思想体系。



2、大胆疑经破注，解放思想。

对于儒家世世相守的圣典《易经》，朱熹则认为“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5]。对于《诗经》，他认为“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诗经传序》•朱熹)[6]，而“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同上)。朱熹甚至还公开指出《诗经》中也有男女淫奔之诗，他说：“郑、卫诗多是淫奔之诗。郑诗如将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时男女淫奔相诱之语。”(《朱子语类》卷八十) [5]他认为所谓诗三百篇，不过是圣人从中取其善者以为法，存其恶者以为戒而已。而对于《礼》学，朱熹也多与前人以《礼记》为经之说相左。他认为《礼记》只是秦汉经师儒生们所作，应为传，不应为经，却以久已遭人废弃的《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周礼》为纲。同时，还组织闽、浙、赣三省大批人马，动手修订编撰《礼书》等。

对于《书经》，朱熹同样也本着他大胆疑经的科学求实精神，通过多方考证，断然判定《古文尚书》是伪书,而且连历来都被儒生经师们作为权威解说的孔《传》孔《序》也不可信。而对于自古被人尊为“字字有褒贬”的《春秋》一经，朱熹则直接将它从经的高位上降低到史的位置。他指出“《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在册子上”（《朱子语类》卷八十三）[5]，并且认为应“只如看史样看”（同上）待《春秋》。这么看似轻巧的一句，却是对传统经学的一记棒喝！为早已死气沉沉的传统学术思想别开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



3、格物穷理，孜孜不倦，不断攀登学术思想高峰。

对于《大学》的格物致知之旨，朱熹还专门辟了一章，详细地对其进行疏解，自称是“窃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6]诚如朱熹所言：“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世界规律的愿望永远不会停止，而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也永远不会因为人类的探索而穷尽，又由于“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因而人类求知探索活动也永远不会有终止的一天。对于如何求知探索，朱熹也提出了他的思想方法，他认为：“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强调从日常生活经验，或在接受前人思想经验，即“已知之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未知之理，并“以求至乎其极”，到达知识的巅峰。他还强调持之以恒，日积月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由日常的渐进之功而达到融汇贯通，实现更大的突破。



         朱熹终其一生孜孜不倦，不断探求，探究了一个又一个学术新课题，他所建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学术巅峰。八百多年来，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品格一直被立为楷模。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安海在建炎以后由闽南一个滨海小墟市跃升为泉南之首郡，除了宋室南渡，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安海港依托泉州港得以迅速发展以及安平桥和东洋桥（主要是安平桥）的修筑，安海的陆路交通得以极大改善之外，朱松监镇时，“进民之秀者，教以义理之学”及后来朱熹“屡过此，见其老幼义理详悉，遂与论说”，即所谓的“二朱过化”，朱氏父子适当其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安海人不因循守旧，敢于冒险、富于开拓的创业意识与朱熹矢志格物穷理，大胆疑经破注、出入佛老、援佛入儒的学术精神互相结合、互相作用，从而促使安海由“竞利相戕”的“狷商”之地，转变为泉南科甲联芳、人文丕盛、翰苑扬名、英才辈出的“人物之薮”。

参考文献：



[1]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安平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2]朱松：《韦斋集》，四库全书本。

[3]马清福：《古文观止》，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4月版

[4]黄宗羲撰，全祖望补：《宋元学案》台北：世界书局，1983年5月版。

[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版。

[6] 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3月版。